世界末日之前能不能等到果陀

唐．德里羅的《大都會》雖然是在2003年出版的，不過，任何經歷過2008年「金融海嘯」與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讀者應該都會發現，小說的場景與情節片段是如此似曾相似，彷佛小說家有預言能力似的。當然小說家並沒有。德里羅在《大都會》雖然勾勒了一個華爾街金融專家生命最後一天的故事，但整本小說終究是以後現代的技巧寫作而成，情節片段而零碎，主人翁的日常處境，就是一整天坐在豪華加長禮車裡、惦記著要去理髮，只不過陸續遇到交通管制、示威抗議、暗殺威脅和投資崩盤，於是整輛車漫無目的地在紐約街道上繞，各式各樣的配角上車下車。當然，主角自己也上車下車，只是，又不同於《等待果陀》裡始終沒來的果陀，《大都會》的結局很有點「末世」與「異境」的荒涼之感，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後現代技法的存在主義氛圍。歸根結底，好的文學不在於能否準確預言，也不在於對過去進行解剖、詮釋，而是端看其是否能夠提出具有洞見的想像。

復刊732期

何處不需掏鈔票

知名的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書中主要雖是在探討市場的道德界線問題，也就是「市場價值」的金錢、利益邏輯是否已經全面侵佔我們所有的生活領域，包含那些原本不屬於、也不應該被市場化的其他範疇。但作為一名社群主義者，其真正的問題意識是：「我們想要如何共同生活？」特別在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時代，當所有事物都被市場化、所有社會關係也都被解釋為市場關係，我們是否仍然可以去認可，並推崇某些德性的價值，而非金錢來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基礎？回到台灣，最簡單的例子或許便是媒體的公共性。當財團不但可以透過政治獻金與國會遊說的「錢權雙軌制」，來影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現在還可以透過轉投資媒體來操控輿論及置入新聞，那麼，民主政治的平等允諾是否就被市場邏輯侵蝕了？這提醒了我們，如果「一元一票」是不可欲的，可見對於我們的共同體生活，我們仍有其他更看重的德性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權利等等。

隱形的躺椅 視而不見的底層

《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是台灣少數既談殖民，又談邊緣的雙重壓迫史讀本。目光雖然放在日治時期，但並不談殖民時期或解殖的大歷史或大敘事，而毋寧更是投注在底層／邊緣的人民，特別又詳細勾勒殖民政府的社會控制與權力運作模式。由於《看不見的殖民邊緣》談論的邊緣主體頗多元，包含鴉片吸食者、娼妓、浮浪者、不良少年、精神病患與漢生病患，我勢必無法一一在此提點，不過，這種關於邊緣空間的設置與社會排除（隔離）的社會控制策略其實大同小異，而且更是「現在進行式」。

首先要談的邊緣主體是娼妓及性交易。台灣早先的公娼制度就是延續自日治時期的娼妓制度，而遍散全台的風化區也是在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核可下設置的，換言之，對台灣來說，這是國家管制性交易的開始。以日治時期的「遊廓」（風化區，或現今尚處在爭議的「性交易專區」）來說，它就是一個位於都市邊緣的隔離空間，其中的生活機能健全，除卻「貸座敷」（妓院）和相關產業外，也有一般商家，甚至少數的住家。只是，國家權力在此劃下了一道合法與非法的（空間／身份）界線，並標記出所謂的「特殊群體」。例如公娼是合法的職業身份，私娼則是非法、故須受罰的對象，其中公娼甚至要在「貸座敷」業者、醫生（性病檢查與隔離）和警察的共同監管下生活。

事實上，這種大多設置在都市邊緣的邊緣空間形式，更是具有社會隔離的象徵意義；專區化（合法化）的同時，也表示性交易的地理／社會邊緣化，並且這條「性管制」的防線除了暗示有合法／非法的性區別外，也暗示了遊廓之內（合法的性、被監管的性）是安全衛生的性。當然，延伸來看，當國家賦予婚姻壟斷的合法的性的時候，它也等於在宣稱這是唯一安全衛生的性。例如前些時候疾管局的「生妓肛藥」新詩及副局長「同志結婚應合法」一詩，兩者並看就完全可以看出這種想法的一脈相承：不只是「生妓、生藥、生肛」是高感染愛滋風險的「三生」，婚姻更才是「安全衛生的性」。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有趣概念是「浮浪者」。翻自日語的「浮浪者」大約是指「流氓」、「不良少年」或「無業遊民」、「羅漢腳」。事實上，「浮浪者」的定義在實踐上來說十分曖昧且彈性，其中的「不良少年」的次定義又更不明確。例如不良少年在後來竟多指「追求自由戀愛者」，「寫情書」甚至被當時的社會當作「色情變態」之行為，想當然爾，「不良少『女』」所犯下的最大宗罪就是此類的行為不檢。

不過，浮浪者強制移住的最大問題是，作為「維穩」的社會控制策略，其所著眼的並不是真實的犯罪行為，而是一種「預防犯罪」的概念，並且，一旦被判定是浮浪者，就會遭到「強制移住」浮浪者收容所並「強制勞動」，至於強制到何時則未可知，一切依主管機關認定。事實上，很多時候「有業者」也會被認定是浮浪者，遑論最後這更是常被用來作為對付政治異議份子的手段（例如蔣渭水），像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在日治時期的名稱就是「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簡單來說，這幾乎類似於目前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不是刑罰，而是一種行政處罰，所以不用經過定罪的程序，也因此行政機關的裁量權很大，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勞教有最高年限限制，而日治時期的浮浪者收容沒有。

關於主流社會對底層／邊緣弱勢的「視而不見」，或者將貧窮問題化、精神病學化而延伸的隔離，台灣並不陌生。事實上，不如說我們更常經歷一種建築在「文明」、「乾淨」的城市想像上的社會排除。例如麥當勞兒童之家被居民驅逐、（愛滋）關愛之家、精神病康復之家被社區驅趕，或者台北車站拉起了紅線想要禁止外籍移工休憩，公共空間減少椅子設置、椅子設計為不能躺臥，都是為了避免「不體面人士」的「不體面逗留」。至於應曉薇女士「建議」在寒冬中對遊民潑冷水自然是極端，但實則上述種種都是同樣邏輯下的產物。

施打網路的日子

美裔澳洲籍專欄評論家莫莎特（Susan Maushart）的《冬季不連線》遠比想像中好看，兼顧了幽默風趣的體驗敘述與較客觀的評論。歐美常見這種記者/專欄作家藉由親自體驗某某種類的生活後所產出的經驗性報導文學，早前的《我在底層的生活》、《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和《環保一年不會死》都是類似的作品，而《冬季不連線》說的則是「網路斷線」的故事。在一個科技幾乎蠶食了我們所有日常生活，人人都難以避免隨時隨地「網路上身」、甚至開始有人主張網路是基本人權的年代，要做到半年不上網、不看電視，困難度可能和戒毒差不多。儘管每樣東西都有正反兩面，但當整個人類文明都陷入這種集體網路上癮、分享上癮的喧囂狀況，讓人幾乎要懷疑《駭客任務》所預言的世界有可能是真的。特別是如果臉書上所「展演」的生活動態相對（或甚至）比真實生活還重要的時候，別說真實/虛擬的界線已逐漸被打破，恐怕連真/假、網路人格與真實自我都將難以分辨了。

慾望、迷戀與現代神話

莫杭（Edgar Morin）的《大明星：慾望、迷戀與現代神話》雖然是六零年代的作品，不過就其所分析的明星工業體制倒也稱不上多落伍過時，至少，內在本質仍有共通之處，儘管外在環境已經時移境遷，好萊塢商業邏輯與文化操作也更為細膩、並滲透得更全面。另一方面多虧女性主義與後現代理論思潮的興起，小敘事當道，現在研究通俗文化、次文化也不至於像莫杭那個年代一樣得擔心被學界同儕當作不嚴謹或愚蠢。

幸福治理道德嫌疑犯

黃主編的《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其實是2012年6月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同名研討會論文與討論紀實文集，此外再另行收錄黃道明的〈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NGO防治文化與性治理〉，附錄且收錄台灣愛滋大事記和相關法律條文，對想要瞭解議題的讀者來說相當方便參照。

性/別研究室這幾年持續關注某些NGOs是如何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與國家治理合謀，對於我們在思考公民社會與國家治理間的關係，無論是合作、折衝，都相當重要。特別對於被視為偏差的性少數、酷兒來說，理解並辨識這個愈見性道德化的社會是如何窄縮而成，以及其中的治理技術與操作邏輯，更是重要的運動知能。

眾所周知，2010年左右，疾管局委託民間團體在北、中、南分別設立了三個同志健康中心：「風城部屋」、「彩虹天堂」（後更名為「台中基地」）和「陽光酷兒中心」，隨後又在2012在西門町和新北市增設了兩個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這些「同志健康中心」其實主要都是在提供愛滋與性病的匿名篩檢，企圖透過友善同志的包裝，降低同志對愛滋篩檢的擔憂與戒心。

當時同志社群對此也難免有過一番議論，黃則清楚地分析出：「這些健康中心的出現，標誌了一個新的『性治理』模式的轉移，那就是這個由國家主導、NGO所中介的新同志健康文化，正藉著自我健康管理的技術，來責任化同志個體，使之與轟趴者與愛滋感染者這類的偏差者有所區隔，而這套文化和技術所召換的，是一個具主流平權意識的好同志主體。」

確然，這些健康中心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必須和疾管局近年來的「全民篩檢文化」連同起來檢視。例如2009年的「全民篩檢週」和2012年的「627全民篩檢日」，在全民篩檢政策的邏輯下，「驗愛滋」變成了「（同志）好公民」的「自清」手段。但問題是，「如果愛滋只是一個自我健康管理的好同志公民的責任，環繞於愛滋的文化政治就永遠只會被化約為個人操守問題」。

換句話說，黃道明很清楚地點出，當防治對象從「危險性行為」被偷渡、轉移成「危險（不安全）性對象」時，舉凡性工作者、嫖妓者、毒品施打者、同性戀者，甚至血友病患者、外籍勞工及與感染者有性接觸者，就會全都被劃入這份「他者」或「道德嫌疑犯」的名單之中，進而，當問題被化約成個人操守問題，性道德主義自然就進場了。

例如，他特別點名「紅絲帶基金會」的ABC安全性行為準則是「以開放自主外衣包裹的單一伴侶性道德」，也就是在此，「驗愛滋」又和「慎選性伴侶」及「忠誠」連結，如此不但強化高危險族群範疇、把防治HIV傳染的責任全歸給感染者，更大的麻煩是，愛滋治理接合了晚近正在推動的婚姻平權運動。

相信大家都還記憶猶新，紅絲帶基金會在2012年的「627全民篩檢日」，巧妙地將「同志驕傲月」置換成「同志幸福月」，記者會上找來公開結婚的同志伴侶陳敬學、阿瑋和詩人陳克華公佈一份問卷調查結果，「聲稱八成四同志渴望單一伴侶關係」，並且「超過八成希望能在法律下保障結婚」，由紅絲帶充滿玄機的問卷調查打頭陣，果然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隨後就在臉書發表「同志婚姻有益愛滋防治」的謬論。

黃的論述邏輯與語言、甚至指認的思維方式，酷兒或關心性別議題的讀者都不會陌生。當然，整體而言，其所指認出來這種半官半民的NGO組織「淡化」了現行列管制度的威權性或威權制度，甚至，愛滋的「去污名化」與「正常化」接合上新道德主義（neo-moralism）的治理邏輯，及其中體現的「新自由主義下的『正典同志樣態』（homo-normativity）」，或召換羞恥、呼籲「污名是平權運動的必要提醒」……等等，都仍是很好也很重要的提醒。只是，在這些提醒之後呢？我由衷地期待性/別研究室帶給台灣社會更多的其它。

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 復刊714期

劉高登（Gordon Laird）的《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已經是晚近探討「廉價商品」、「折扣戰」的第三本書了。之前兩本分別是拉吉‧帕特爾（Raj Patel）的《價格戰爭》和艾倫．魯佩爾．雪爾（Ellen Ruppel Shell）的《愛上便宜貨：追求折扣的代價》，這三本書雖然描述同一個主題，難免也會有共享的概念與觀點，不過由於各自的切入點各異，倒未必真有重複的疑慮，只是要說到新意，則恐怕是沒有的。

《廉價商品》和前兩本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支撐著我們目前的消費經濟的廉價勞力、運輸、能源和消費債務不可能永遠持續維持，一旦仰賴廉價商品的消費經濟無以為繼時，全球經濟體系會變成什麼樣子？社會又會遇到怎樣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