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是台灣少數既談殖民，又談邊緣的雙重壓迫史讀本。目光雖然放在日治時期，但並不談殖民時期或解殖的大歷史或大敘事，而毋寧更是投注在底層／邊緣的人民，特別又詳細勾勒殖民政府的社會控制與權力運作模式。由於《看不見的殖民邊緣》談論的邊緣主體頗多元，包含鴉片吸食者、娼妓、浮浪者、不良少年、精神病患與漢生病患，我勢必無法一一在此提點，不過，這種關於邊緣空間的設置與社會排除（隔離）的社會控制策略其實大同小異，而且更是「現在進行式」。
首先要談的邊緣主體是娼妓及性交易。台灣早先的公娼制度就是延續自日治時期的娼妓制度，而遍散全台的風化區也是在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核可下設置的，換言之，對台灣來說，這是國家管制性交易的開始。以日治時期的「遊廓」（風化區，或現今尚處在爭議的「性交易專區」）來說，它就是一個位於都市邊緣的隔離空間，其中的生活機能健全，除卻「貸座敷」（妓院）和相關產業外，也有一般商家，甚至少數的住家。只是，國家權力在此劃下了一道合法與非法的（空間／身份）界線，並標記出所謂的「特殊群體」。例如公娼是合法的職業身份，私娼則是非法、故須受罰的對象，其中公娼甚至要在「貸座敷」業者、醫生（性病檢查與隔離）和警察的共同監管下生活。
事實上，這種大多設置在都市邊緣的邊緣空間形式，更是具有社會隔離的象徵意義；專區化（合法化）的同時，也表示性交易的地理／社會邊緣化，並且這條「性管制」的防線除了暗示有合法／非法的性區別外，也暗示了遊廓之內（合法的性、被監管的性）是安全衛生的性。當然，延伸來看，當國家賦予婚姻壟斷的合法的性的時候，它也等於在宣稱這是唯一安全衛生的性。例如前些時候疾管局的「生妓肛藥」新詩及副局長「同志結婚應合法」一詩，兩者並看就完全可以看出這種想法的一脈相承：不只是「生妓、生藥、生肛」是高感染愛滋風險的「三生」，婚姻更才是「安全衛生的性」。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有趣概念是「浮浪者」。翻自日語的「浮浪者」大約是指「流氓」、「不良少年」或「無業遊民」、「羅漢腳」。事實上，「浮浪者」的定義在實踐上來說十分曖昧且彈性，其中的「不良少年」的次定義又更不明確。例如不良少年在後來竟多指「追求自由戀愛者」，「寫情書」甚至被當時的社會當作「色情變態」之行為，想當然爾，「不良少『女』」所犯下的最大宗罪就是此類的行為不檢。
不過，浮浪者強制移住的最大問題是，作為「維穩」的社會控制策略，其所著眼的並不是真實的犯罪行為，而是一種「預防犯罪」的概念，並且，一旦被判定是浮浪者，就會遭到「強制移住」浮浪者收容所並「強制勞動」，至於強制到何時則未可知，一切依主管機關認定。事實上，很多時候「有業者」也會被認定是浮浪者，遑論最後這更是常被用來作為對付政治異議份子的手段（例如蔣渭水），像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在日治時期的名稱就是「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簡單來說，這幾乎類似於目前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不是刑罰，而是一種行政處罰，所以不用經過定罪的程序，也因此行政機關的裁量權很大，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勞教有最高年限限制，而日治時期的浮浪者收容沒有。
關於主流社會對底層／邊緣弱勢的「視而不見」，或者將貧窮問題化、精神病學化而延伸的隔離，台灣並不陌生。事實上，不如說我們更常經歷一種建築在「文明」、「乾淨」的城市想像上的社會排除。例如麥當勞兒童之家被居民驅逐、（愛滋）關愛之家、精神病康復之家被社區驅趕，或者台北車站拉起了紅線想要禁止外籍移工休憩，公共空間減少椅子設置、椅子設計為不能躺臥，都是為了避免「不體面人士」的「不體面逗留」。至於應曉薇女士「建議」在寒冬中對遊民潑冷水自然是極端，但實則上述種種都是同樣邏輯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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