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過渡到行動:《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

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以下簡稱《學習年代》）已是其『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三部，作為大河式小說，董啟章並沒有選擇國族或家族的歷史維度作為敘事的背景或對象，代之，三部曲反而是與中西方自然科學的名著進行某種程度的對話：《天工開物‧栩栩如真》vs.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時間繁史‧啞瓷之光》vs.霍金的《時間簡史》，乃至《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vs.達爾文的《物種源始》。此外，董啟章所處理的亦非過去，而毋寧是在眺望未來；唯一還帶有傳統上大河小說的顯著印記的，大約僅剩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的不同，反而顯出董啟章宏大的企圖與其中更開放的可能。

作為少見的「哲學性小說」（philosophical novel），充滿思辯性且氣勢磅礡的《學習年代》不只以「讀書會」的形式和許多思想家及其經典進行對話，例如漢娜‧鄂蘭、大江健三郎、歌德、赫緒黎，事實上，《學習年代》在很多地方也和董啟章的舊作互有對話，所關注的主題也有其延續性，其中最關鍵的又是《安卓珍妮》、《雙身》和《體育時期》。換言之，《學習年代》很大地呈現出董啟章對「安卓珍妮」（即「雌雄同體」androgyny的中譯）或雙身或性別議題的思考和辯證。

某個程度上，董啟章可能是唯一持續性書寫、關心跨性別或性別重置議題的華人作家了。從1994年的《安卓珍妮》一直到現在的《學習年代》，董啟章不只試圖打破生理上雌／雄的二元對立，就情慾上他也不固著在同／異性戀的二分，很自然地，對董啟章而言，自然／文化的二分也是辯證性。以此為脈絡來看《學習年代》，也就不會意外形象多變、有男有女的菩薩會被詮釋為「雙身」的象徵了：例如，觀音菩薩在藏傳佛教裡原是「他」，傳到中國卻變成了聞聲救苦的「她」。

《學習年代》另一個重要的主題則是從思想到行動的過渡。讀書會從大江健三郎、歌德讀起，一開始還單純地只是思想性、甚而文學性的，梭羅的《湖濱散記》和《公民抗命》（即「公民不服從」）則預示了轉折的開端，到了漢娜‧鄂蘭的《人類的境況》，就真的開始「介『入』政治」（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也是鄂蘭的論文名）。讀書會的成員從一開始無組織性的、個別參加反世貿的示威，接著與宗教右派就同志議題進行論述筆戰，末了，則是試圖組織居民進行保護老街、大樹的行動。

董啟章並沒有簡單地割裂思想與行動，代之，他意識到議題設定與論述對於行動有關鍵的影響力，沒有思想的行動終究窒礙難行，只是，當然，沒有行動的思想也只能流於空想。雖然讀書會從思想到行動的過渡終究以失敗告終，不過，董啟章卻透過與經典的對話而觸及許多社會運動所實際會遭遇的諸多難題，例如，究竟要堅持永遠抵抗的草根精神？還是應該進入體制內進行爆破？以及，真有體制內的革命這一回事嗎？如果革命並沒有顛覆壓迫的邏輯，而只是換另一批人去玩同樣的權力遊戲、分享同樣的利益，那種革命又有何意義？量變又何曾造成質變？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在掩卷後好好思考的。

立報轉載時間：2010-9-02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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