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前能不能等到果陀

唐．德里羅的《大都會》雖然是在2003年出版的，不過，任何經歷過2008年「金融海嘯」與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讀者應該都會發現，小說的場景與情節片段是如此似曾相似，彷佛小說家有預言能力似的。當然小說家並沒有。德里羅在《大都會》雖然勾勒了一個華爾街金融專家生命最後一天的故事，但整本小說終究是以後現代的技巧寫作而成，情節片段而零碎，主人翁的日常處境，就是一整天坐在豪華加長禮車裡、惦記著要去理髮，只不過陸續遇到交通管制、示威抗議、暗殺威脅和投資崩盤，於是整輛車漫無目的地在紐約街道上繞，各式各樣的配角上車下車。當然，主角自己也上車下車，只是，又不同於《等待果陀》裡始終沒來的果陀，《大都會》的結局很有點「末世」與「異境」的荒涼之感，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後現代技法的存在主義氛圍。歸根結底，好的文學不在於能否準確預言，也不在於對過去進行解剖、詮釋，而是端看其是否能夠提出具有洞見的想像。

復刊732期

何處不需掏鈔票

知名的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在書中主要雖是在探討市場的道德界線問題，也就是「市場價值」的金錢、利益邏輯是否已經全面侵佔我們所有的生活領域，包含那些原本不屬於、也不應該被市場化的其他範疇。但作為一名社群主義者，其真正的問題意識是：「我們想要如何共同生活？」特別在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時代，當所有事物都被市場化、所有社會關係也都被解釋為市場關係，我們是否仍然可以去認可，並推崇某些德性的價值，而非金錢來作為我們共同生活的基礎？回到台灣，最簡單的例子或許便是媒體的公共性。當財團不但可以透過政治獻金與國會遊說的「錢權雙軌制」，來影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現在還可以透過轉投資媒體來操控輿論及置入新聞，那麼，民主政治的平等允諾是否就被市場邏輯侵蝕了？這提醒了我們，如果「一元一票」是不可欲的，可見對於我們的共同體生活，我們仍有其他更看重的德性價值，如公平、自由、平等、權利等等。

隱形的躺椅 視而不見的底層

《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是台灣少數既談殖民，又談邊緣的雙重壓迫史讀本。目光雖然放在日治時期，但並不談殖民時期或解殖的大歷史或大敘事，而毋寧更是投注在底層／邊緣的人民，特別又詳細勾勒殖民政府的社會控制與權力運作模式。由於《看不見的殖民邊緣》談論的邊緣主體頗多元，包含鴉片吸食者、娼妓、浮浪者、不良少年、精神病患與漢生病患，我勢必無法一一在此提點，不過，這種關於邊緣空間的設置與社會排除（隔離）的社會控制策略其實大同小異，而且更是「現在進行式」。

首先要談的邊緣主體是娼妓及性交易。台灣早先的公娼制度就是延續自日治時期的娼妓制度，而遍散全台的風化區也是在當時台灣總督府的核可下設置的，換言之，對台灣來說，這是國家管制性交易的開始。以日治時期的「遊廓」（風化區，或現今尚處在爭議的「性交易專區」）來說，它就是一個位於都市邊緣的隔離空間，其中的生活機能健全，除卻「貸座敷」（妓院）和相關產業外，也有一般商家，甚至少數的住家。只是，國家權力在此劃下了一道合法與非法的（空間／身份）界線，並標記出所謂的「特殊群體」。例如公娼是合法的職業身份，私娼則是非法、故須受罰的對象，其中公娼甚至要在「貸座敷」業者、醫生（性病檢查與隔離）和警察的共同監管下生活。

事實上，這種大多設置在都市邊緣的邊緣空間形式，更是具有社會隔離的象徵意義；專區化（合法化）的同時，也表示性交易的地理／社會邊緣化，並且這條「性管制」的防線除了暗示有合法／非法的性區別外，也暗示了遊廓之內（合法的性、被監管的性）是安全衛生的性。當然，延伸來看，當國家賦予婚姻壟斷的合法的性的時候，它也等於在宣稱這是唯一安全衛生的性。例如前些時候疾管局的「生妓肛藥」新詩及副局長「同志結婚應合法」一詩，兩者並看就完全可以看出這種想法的一脈相承：不只是「生妓、生藥、生肛」是高感染愛滋風險的「三生」，婚姻更才是「安全衛生的性」。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有趣概念是「浮浪者」。翻自日語的「浮浪者」大約是指「流氓」、「不良少年」或「無業遊民」、「羅漢腳」。事實上，「浮浪者」的定義在實踐上來說十分曖昧且彈性，其中的「不良少年」的次定義又更不明確。例如不良少年在後來竟多指「追求自由戀愛者」，「寫情書」甚至被當時的社會當作「色情變態」之行為，想當然爾，「不良少『女』」所犯下的最大宗罪就是此類的行為不檢。

不過，浮浪者強制移住的最大問題是，作為「維穩」的社會控制策略，其所著眼的並不是真實的犯罪行為，而是一種「預防犯罪」的概念，並且，一旦被判定是浮浪者，就會遭到「強制移住」浮浪者收容所並「強制勞動」，至於強制到何時則未可知，一切依主管機關認定。事實上，很多時候「有業者」也會被認定是浮浪者，遑論最後這更是常被用來作為對付政治異議份子的手段（例如蔣渭水），像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在日治時期的名稱就是「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簡單來說，這幾乎類似於目前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不是刑罰，而是一種行政處罰，所以不用經過定罪的程序，也因此行政機關的裁量權很大，所不同的是，中國的勞教有最高年限限制，而日治時期的浮浪者收容沒有。

關於主流社會對底層／邊緣弱勢的「視而不見」，或者將貧窮問題化、精神病學化而延伸的隔離，台灣並不陌生。事實上，不如說我們更常經歷一種建築在「文明」、「乾淨」的城市想像上的社會排除。例如麥當勞兒童之家被居民驅逐、（愛滋）關愛之家、精神病康復之家被社區驅趕，或者台北車站拉起了紅線想要禁止外籍移工休憩，公共空間減少椅子設置、椅子設計為不能躺臥，都是為了避免「不體面人士」的「不體面逗留」。至於應曉薇女士「建議」在寒冬中對遊民潑冷水自然是極端，但實則上述種種都是同樣邏輯下的產物。

施打網路的日子

美裔澳洲籍專欄評論家莫莎特（Susan Maushart）的《冬季不連線》遠比想像中好看，兼顧了幽默風趣的體驗敘述與較客觀的評論。歐美常見這種記者/專欄作家藉由親自體驗某某種類的生活後所產出的經驗性報導文學，早前的《我在底層的生活》、《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和《環保一年不會死》都是類似的作品，而《冬季不連線》說的則是「網路斷線」的故事。在一個科技幾乎蠶食了我們所有日常生活，人人都難以避免隨時隨地「網路上身」、甚至開始有人主張網路是基本人權的年代，要做到半年不上網、不看電視，困難度可能和戒毒差不多。儘管每樣東西都有正反兩面，但當整個人類文明都陷入這種集體網路上癮、分享上癮的喧囂狀況，讓人幾乎要懷疑《駭客任務》所預言的世界有可能是真的。特別是如果臉書上所「展演」的生活動態相對（或甚至）比真實生活還重要的時候，別說真實/虛擬的界線已逐漸被打破，恐怕連真/假、網路人格與真實自我都將難以分辨了。

慾望、迷戀與現代神話

莫杭（Edgar Morin）的《大明星：慾望、迷戀與現代神話》雖然是六零年代的作品，不過就其所分析的明星工業體制倒也稱不上多落伍過時，至少，內在本質仍有共通之處，儘管外在環境已經時移境遷，好萊塢商業邏輯與文化操作也更為細膩、並滲透得更全面。另一方面多虧女性主義與後現代理論思潮的興起，小敘事當道，現在研究通俗文化、次文化也不至於像莫杭那個年代一樣得擔心被學界同儕當作不嚴謹或愚蠢。

幸福治理道德嫌疑犯

黃主編的《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其實是2012年6月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同名研討會論文與討論紀實文集，此外再另行收錄黃道明的〈紅絲帶主流化：台灣愛滋NGO防治文化與性治理〉，附錄且收錄台灣愛滋大事記和相關法律條文，對想要瞭解議題的讀者來說相當方便參照。

性/別研究室這幾年持續關注某些NGOs是如何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與國家治理合謀，對於我們在思考公民社會與國家治理間的關係，無論是合作、折衝，都相當重要。特別對於被視為偏差的性少數、酷兒來說，理解並辨識這個愈見性道德化的社會是如何窄縮而成，以及其中的治理技術與操作邏輯，更是重要的運動知能。

眾所周知，2010年左右，疾管局委託民間團體在北、中、南分別設立了三個同志健康中心：「風城部屋」、「彩虹天堂」（後更名為「台中基地」）和「陽光酷兒中心」，隨後又在2012在西門町和新北市增設了兩個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這些「同志健康中心」其實主要都是在提供愛滋與性病的匿名篩檢，企圖透過友善同志的包裝，降低同志對愛滋篩檢的擔憂與戒心。

當時同志社群對此也難免有過一番議論，黃則清楚地分析出：「這些健康中心的出現，標誌了一個新的『性治理』模式的轉移，那就是這個由國家主導、NGO所中介的新同志健康文化，正藉著自我健康管理的技術，來責任化同志個體，使之與轟趴者與愛滋感染者這類的偏差者有所區隔，而這套文化和技術所召換的，是一個具主流平權意識的好同志主體。」

確然，這些健康中心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必須和疾管局近年來的「全民篩檢文化」連同起來檢視。例如2009年的「全民篩檢週」和2012年的「627全民篩檢日」，在全民篩檢政策的邏輯下，「驗愛滋」變成了「（同志）好公民」的「自清」手段。但問題是，「如果愛滋只是一個自我健康管理的好同志公民的責任，環繞於愛滋的文化政治就永遠只會被化約為個人操守問題」。

換句話說，黃道明很清楚地點出，當防治對象從「危險性行為」被偷渡、轉移成「危險（不安全）性對象」時，舉凡性工作者、嫖妓者、毒品施打者、同性戀者，甚至血友病患者、外籍勞工及與感染者有性接觸者，就會全都被劃入這份「他者」或「道德嫌疑犯」的名單之中，進而，當問題被化約成個人操守問題，性道德主義自然就進場了。

例如，他特別點名「紅絲帶基金會」的ABC安全性行為準則是「以開放自主外衣包裹的單一伴侶性道德」，也就是在此，「驗愛滋」又和「慎選性伴侶」及「忠誠」連結，如此不但強化高危險族群範疇、把防治HIV傳染的責任全歸給感染者，更大的麻煩是，愛滋治理接合了晚近正在推動的婚姻平權運動。

相信大家都還記憶猶新，紅絲帶基金會在2012年的「627全民篩檢日」，巧妙地將「同志驕傲月」置換成「同志幸福月」，記者會上找來公開結婚的同志伴侶陳敬學、阿瑋和詩人陳克華公佈一份問卷調查結果，「聲稱八成四同志渴望單一伴侶關係」，並且「超過八成希望能在法律下保障結婚」，由紅絲帶充滿玄機的問卷調查打頭陣，果然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隨後就在臉書發表「同志婚姻有益愛滋防治」的謬論。

黃的論述邏輯與語言、甚至指認的思維方式，酷兒或關心性別議題的讀者都不會陌生。當然，整體而言，其所指認出來這種半官半民的NGO組織「淡化」了現行列管制度的威權性或威權制度，甚至，愛滋的「去污名化」與「正常化」接合上新道德主義（neo-moralism）的治理邏輯，及其中體現的「新自由主義下的『正典同志樣態』（homo-normativity）」，或召換羞恥、呼籲「污名是平權運動的必要提醒」……等等，都仍是很好也很重要的提醒。只是，在這些提醒之後呢？我由衷地期待性/別研究室帶給台灣社會更多的其它。

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 復刊714期

劉高登（Gordon Laird）的《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已經是晚近探討「廉價商品」、「折扣戰」的第三本書了。之前兩本分別是拉吉‧帕特爾（Raj Patel）的《價格戰爭》和艾倫．魯佩爾．雪爾（Ellen Ruppel Shell）的《愛上便宜貨：追求折扣的代價》，這三本書雖然描述同一個主題，難免也會有共享的概念與觀點，不過由於各自的切入點各異，倒未必真有重複的疑慮，只是要說到新意，則恐怕是沒有的。

《廉價商品》和前兩本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有很清楚的問題意識：支撐著我們目前的消費經濟的廉價勞力、運輸、能源和消費債務不可能永遠持續維持，一旦仰賴廉價商品的消費經濟無以為繼時，全球經濟體系會變成什麼樣子？社會又會遇到怎樣的衝擊？

貧窮為何分性別？

如果單單回顧台灣這十年來的社會運動，那麼，宣稱婦運或女權或性別平權運動是其中最有斬獲的，應該不為過，特別是「性別主流化」運動；但如果是只將目光聚焦在女權運動這一區塊，則顯然有極多議題仍處於各方競合的狀態。有些只取得一小步的進展，如大法官釋字666號終於做出「罰娼條款」違憲的解釋，有些則處於高原期或停滯期，例如同志平權運動在「可見性」上雖有突破，但在法律、政策上卻一直沒有進展。

這一方面雖然與社會民情有關，但同時各個陣營、流派的女性主義者對同一議題的立場也都不同，因此很多時候，所謂的停滯與內部的分歧更是相關。Jennifer Saul的《女性主義：議題與論證》，即以議題為主軸，呈現不同立場的女性主義者所各自會有的論證與觀點，在正反呈現後採開放性結論，誠可謂是「女性主義基礎讀本」。Saul討論的議題極多，從較為人所知的家庭政治學、色情、性騷擾、墮胎、女性外貌，到語言內含的歧視、或科學研究所帶有的性別偏見預設是如何反過來加深既有的歧視，以及女性主義的國際人道干預是否與尊重多元文化相衝突……等等，都十分精闢。然而，限於篇幅，我在此僅討論「女性的貧窮化」問題。

雖然大家普遍都知道職場有所謂的玻璃天花板及兩性同工不同酬的狀況，但是對於整個制度結構是如何加深女性的貧窮化，或，貧窮有分性別這件事，則討論得還太少。以台灣目前領取最低基本工資的人口數來看，在這一百二十萬人中，男女的比例大約是32%比68%，也就是只領最低基本工資的女性勞工將近是男性的兩倍。（必須要指出來的是，這個數字是根據勞保投保薪資而來的，而這一直有高薪低報的問題，但，對於男女工資差距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考意義）

為什麼貧窮會分性別呢？Saul認為男女在經濟上的不平等可用「歧視的支配模型」（the dominance model of discrimination）或「不利結構」（disadvantage framework）來解釋。亦即，在此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可以一眼就被看出來的傳統的性別歧視模式，而是制度、政策與職場結構被設計得「更可能去強化，以性為基礎的政治權力差異、社會地位差異與經濟安全差異」。

政治哲學家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說得很清楚，不能墮胎、家務勞動無經濟補償、有償工作又跟生養小孩的照顧相抵觸，以及離婚法庭忽視育兒對家庭收入的貢獻，在在造成女性的貧困化。簡單地說，企業或雇主所設想的「理想勞工」是沒有擔任照護工作責任、可以全力配合加班、調派的勞工，因而職場結構或政策被設計得與照護者工作不相容，而照護工作又常落在女性身上，於是造成女性很難在職場上與男性競爭。連帶地，如果女性想兼顧職場工作與照護工作，就只能選擇低薪且較無保障、也沒有升遷機會的彈性工作或兼職工作。而如果女性想擇一做好照護工作，她就要面臨家務勞動無經濟補償的處境，這不但讓男女權力嚴重失衡，也讓離婚變得對女性特別不利。

換言之，政府與職場政策（和照護工作不相容，親職假也是女性較易獲得）不斷強化女性與照護的關係，也使男性擔任照護工作變得困難，並且，這也等於是不斷地在強化、強迫兩性進入傳統的性別分工角色，也正是因此，有些女性主義者反對用托育來解決職場結構的問題，因為，「托育這種解決方式，反而要求女性加入男人的行列，成為威廉斯所謂的『理想雇員』，……換言之，此一提議不僅沒有改變工作結構，也沒有改變離婚的處置方式，甚至還貶低照顧工作者的社會地位。」

以目前的台灣為例，我們將照護工作或家務勞動「外包」給女性移工或低社經階層的女性，非但沒有改變傳統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而且嚴格來說，也不算是兩性平權運動有所進展，反而是將原先的性別壓迫轉移成階級、種族的壓迫。亦即，中產階級的女性之所以可以去追求自我實現，是因為家裡有個瑪麗亞，而不是性別壓迫被消除了。顯然，當我們在尋求建立托育或長照制度時，Saul的這個提醒是值得被放在心上的。

從思想過渡到行動:《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

董啟章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以下簡稱《學習年代》）已是其『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三部，作為大河式小說，董啟章並沒有選擇國族或家族的歷史維度作為敘事的背景或對象，代之，三部曲反而是與中西方自然科學的名著進行某種程度的對話：《天工開物‧栩栩如真》vs.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時間繁史‧啞瓷之光》vs.霍金的《時間簡史》，乃至《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vs.達爾文的《物種源始》。此外，董啟章所處理的亦非過去，而毋寧是在眺望未來；唯一還帶有傳統上大河小說的顯著印記的，大約僅剩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的不同，反而顯出董啟章宏大的企圖與其中更開放的可能。

作為少見的「哲學性小說」（philosophical novel），充滿思辯性且氣勢磅礡的《學習年代》不只以「讀書會」的形式和許多思想家及其經典進行對話，例如漢娜‧鄂蘭、大江健三郎、歌德、赫緒黎，事實上，《學習年代》在很多地方也和董啟章的舊作互有對話，所關注的主題也有其延續性，其中最關鍵的又是《安卓珍妮》、《雙身》和《體育時期》。換言之，《學習年代》很大地呈現出董啟章對「安卓珍妮」（即「雌雄同體」androgyny的中譯）或雙身或性別議題的思考和辯證。

某個程度上，董啟章可能是唯一持續性書寫、關心跨性別或性別重置議題的華人作家了。從1994年的《安卓珍妮》一直到現在的《學習年代》，董啟章不只試圖打破生理上雌／雄的二元對立，就情慾上他也不固著在同／異性戀的二分，很自然地，對董啟章而言，自然／文化的二分也是辯證性。以此為脈絡來看《學習年代》，也就不會意外形象多變、有男有女的菩薩會被詮釋為「雙身」的象徵了：例如，觀音菩薩在藏傳佛教裡原是「他」，傳到中國卻變成了聞聲救苦的「她」。

《學習年代》另一個重要的主題則是從思想到行動的過渡。讀書會從大江健三郎、歌德讀起，一開始還單純地只是思想性、甚而文學性的，梭羅的《湖濱散記》和《公民抗命》（即「公民不服從」）則預示了轉折的開端，到了漢娜‧鄂蘭的《人類的境況》，就真的開始「介『入』政治」（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也是鄂蘭的論文名）。讀書會的成員從一開始無組織性的、個別參加反世貿的示威，接著與宗教右派就同志議題進行論述筆戰，末了，則是試圖組織居民進行保護老街、大樹的行動。

董啟章並沒有簡單地割裂思想與行動，代之，他意識到議題設定與論述對於行動有關鍵的影響力，沒有思想的行動終究窒礙難行，只是，當然，沒有行動的思想也只能流於空想。雖然讀書會從思想到行動的過渡終究以失敗告終，不過，董啟章卻透過與經典的對話而觸及許多社會運動所實際會遭遇的諸多難題，例如，究竟要堅持永遠抵抗的草根精神？還是應該進入體制內進行爆破？以及，真有體制內的革命這一回事嗎？如果革命並沒有顛覆壓迫的邏輯，而只是換另一批人去玩同樣的權力遊戲、分享同樣的利益，那種革命又有何意義？量變又何曾造成質變？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在掩卷後好好思考的。

立報轉載時間：2010-9-02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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